中国学者赴美访学：美国高校的科研需求与J-1签证审查

2026年10月8日，美国副总统JD Vance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将矛头指向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等九所美国大学。他指责这些大学利用J-1交流访问签证引进外国研究人员，以更低的薪酬承担科研工作，损害美国本土研究人员的就业利益。次日，美国劳工部监察长办公室正式确认，已经向九所大学送达传票，调查涉及J-1身份分类、就业义务及联邦科研资金使用等问题。

这场调查引出了一个比签证合规更广泛的问题：美国研究型大学究竟如何使用国际学术人才？在传统的国际教育叙事中，J-1项目往往与访问学者、科研合作和跨文化交流联系在一起。但在美国大学的实验室里，一名外国访问研究人员既可能是前来交流方法和知识的学者，也可能实际参与研究项目、数据分析、实验操作和论文生产。学术交流与科研劳动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天然清晰的界线。

联邦政府现在开始审视这条界线。Vance声称，美国本土研究人员的薪酬比J-1研究人员高出约2万美元，并引用了九所大学61%与其他大学38%的人员比例。不过，政府尚未公布能够重建上述薪酬差额的同岗位比较数据，而且白宫讲话与次日官方公告对61%这一指标所对应的人群使用了不同描述。这些数字目前更能说明政府调查的方向，而不是大学已经被证实存在的违法行为。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一套运行多年的学术交流制度，为什么会在2026年被重新放到劳动力市场和科研资金监管的框架下审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尤其重要。中国不仅是美国国际学生的重要来源国，也长期是美国国际研究学者的重要来源国。此次调查虽然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人员，却可能触及中美之间一条规模可观、并且具有鲜明职业发展特征的学术人才流动渠道。

美国国务院BridgeUSA历史统计揭示了中国J-1交流活动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参与者明显更加集中于学术研究类项目。

2018年，来自中国的J-1项目参与记录共有36,284条，其中Research Scholar（研究学者）16,156条、Short-Term Scholar（短期学者）3,860条、Professor（教授）313条。三类合计20,329条，占中国当年全部项目参与记录的56.0%。同样的三类项目，在全球J-1参与记录中的占比仅为16.5%，印度为35.2%，韩国为31.0%。2019年，中国的这一比例仍达到52.5%，说明其学术类集中程度并非单一年份的偶然现象。

这些差异表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J-1交流长期具有浓厚的科研合作和学术职业流动特征。对于不少中国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而言，赴美访学的吸引力并不只是体验海外大学生活，而是接触先进研究方法、参与国际合作、建立学术网络，以及将海外经历转化为未来的科研成果和职业竞争力。2024/25年度，国际教育协会（IIE）的Open Doors调查记录了25,983名来自中国、在美国高校从事研究、教学及其他学术活动的国际学者，同比增长11%。虽然这一统计涵盖多种签证身份和学术活动，但它进一步显示，中国仍是美国高校国际学术人才的重要来源。

中国高校的教师评价制度，也能帮助解释这种需求为何持续存在。2021年，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教育部发布的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不得将出国学习经历作为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然而，取消硬性门槛，并不意味着海外学术经历失去了实际职业价值。山东第二医科大学2025年发布的师资培养通知便明确规定，在职称晋升、岗位聘任、人才评选等工作中，优先推荐具有六个月以上海外访学经历的教师，并将这一指标纳入学院年度考核。这说明，在国家政策强调学术成果与实际能力的同时，一些高校仍将海外访学视为教师培养和职业发展的重要资源。

这种吸引力也不完全来自海外经历本身的象征价值。Zhao与Liu发表于2022年的一项访问学者研究显示，在314名调查受访者中，约61%报告具有与国际同行合作署名论文的经历。海外访学能够提供新的研究伙伴、方法训练和学术发表机会，对于需要持续积累研究成果的中国高校教师来说，这些资源可能具有长期收益。即使教师最终回到中国，国际合作网络也可能继续影响其后续研究。

国家留学基金委及中国高校的公派访学机制，为这种需求提供了实际通道。受资助学者可以在保留国内学术职业联系的同时，赴海外研究机构开展阶段性学习与合作，并承担相应的回国服务义务。海外访学的吸引力还可能超出学术合作本身，延伸至整个家庭的职业与生活规划。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2024财年向中国大陆国籍人员签发了2,841份J-2家属签证。这一数字涵盖各类J-1交流项目，但也反映出赴美交流并非完全是个人行为，家庭成员同样参与其中。对于部分中国高校教师而言，赴美访学提供了一个相对灵活的机会：他们可以在保留国内教职或职业联系的同时，进入美国大学的科研环境，建立合作网络，并实际了解当地的职业发展前景。如果配偶和子女一同赴美，家庭还能够亲身体验美国的生活与教育环境。一次原本有明确期限的学术交流，由此可能成为整个家庭重新评估未来职业方向和生活选择的契机。即使最终选择回国，这段经历所带来的视野和机会，也可能远远超出一项短期科研合作。

因此，中国学者赴美访学并非仅由美国签证政策决定，其背后还有中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科研评价环境、国际合作网络和个人职业规划共同发挥作用。当这些需求遇到美国研究机构对国际科研人才的长期需要，一套相对稳定的跨国学术流动机制便逐渐形成。

如果只从中国学者的职业需求出发，仍然无法解释美国大学为什么愿意持续接收大量国际访问研究人员。答案的一部分存在于美国科研体系自身的人员结构中。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CSES）的调查，2024年秋季，美国受调查高校科学、工程与健康领域共有69,877个博士后岗位，其中40,746个由临时签证持有人担任，占58.3%。这些人员来自不同国家，使用的也不全是J-1签证，但数据清楚地显示，国际研究人员已经构成美国大学科研队伍的重要部分。与此同时，近半数博士后岗位以联邦资金为主要支持来源，大量研究活动依赖项目经费、实验室团队和持续的科研人员投入。

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科研人才不仅是一项学术资源，也是推动研究项目持续运转的组织资源。实验室需要具备特定技能的人员，需要熟悉研究方法和仪器的研究者，也需要有人完成实验、计算、数据整理和论文写作。在生命科学、工程及其他高度依赖团队协作的领域，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尤其重要。一名国际研究人员带来的专业能力、合作经验和科研网络，可能直接影响项目执行效率与成果产出。

不过，美国高校接收国际研究人员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来自中国高校的访问教师可能保留国内职位，由国家留学基金委、所属大学或其他机构提供生活费用，美国接收方主要提供研究平台、合作导师和实验室资源。另一种情况则是，美国大学通过自身项目经费聘用持有J-1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由学校或实验室承担薪酬和部分福利。在前一种安排下，美国高校可能以较少的直接工资支出获得学术合作和研究贡献；在后一种安排下，国际研究人员则直接构成大学的受薪科研队伍。

这两种安排共同揭示了J-1制度的复杂性：学术交流与科研用人并不是彼此排斥的活动。 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可以在美国实验室获得新的研究方法，同时为合作项目贡献专业技能；一名受薪博士后可以接受学术训练，同时承担对科研经费和项目成果至关重要的实际工作。大学与研究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真实的互利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受到资助来源、岗位身份、合同安排和移民制度的影响。

由此，联邦政府提出的薪酬争议就有了更值得讨论的背景。2024年发表于《Research Policy》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具有临时居留身份的博士后，尤其是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薪酬、福利和部分工作体验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尽管其平均科研产出反而更高。这项研究并非专门针对中国J-1人员，却揭示了一个可能影响美国高校科研劳动力市场的机制：研究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科研贡献，并不必然转化为同等的薪酬议价能力。

国际研究人员通常还需要考虑签证身份、研究项目的连续性、合作导师的支持以及未来职业发展机会。当一名研究人员的合法居留、科研资源和职业推荐都与接收机构存在联系时，其调整岗位或重新谈判待遇的空间可能受到限制。对于大学而言，国际人才的引入既能扩大科研能力，也可能在某些岗位和资助安排下带来成本与人员配置上的灵活性。这两种动机完全可能同时存在。

这也让政府对九所大学的调查具有了超出单纯签证管理的意义。真正需要讨论的，不只是外国研究人员是否领取了较低工资，而是大学在什么条件下接收访问学者、如何界定研究培训与受薪工作、不同经费来源如何影响待遇，以及移民身份是否改变了研究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地位。美国高校对国际人才的依赖与国际研究人员可能面临的待遇差异，是同一套科研组织模式中值得同时审视的两个方面。

过去几年，中美之间的学术人员流动已经经历了明显波动。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国籍人员的J-1签证签发量从2023财年的10,609份增至2024财年的14,297份，增长34.8%。同期，F-1学生签证签发量则下降3.8%。结合前述历史数据，这种差异提示我们，中国赴美学位教育需求与学术职业交流可能受到不同力量推动。不过，2024年的J-1增长仍可能包括疫情后交流项目恢复、延期访问重新启动等因素，不能仅凭总签发量判断研究学者贡献了多少增量。

2025年，交流活动又显现出新的压力。国际交流组织Alliance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根据BridgeUSA项目数据指出，美国Research Scholar类别的新项目参与人数从2024年的24,067人下降至2025年的17,622人，减少约26.8%；来自中国的各类BridgeUSA项目参与人数同期也出现下降。另一方面，Open Doors记录的2024/25年度中国国际学者人数仍在增长。两种变化并不奇怪：已经在美国开展活动的学者可能继续留下，而新启动的交流项目却可能开始减少。对于科研合作而言，新项目数量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往往关系到下一批国际学者能否顺利进入美国大学。

在学生流动方面，中国生源市场同样出现分化。2024/25年度，中国在美国际学生总量下降4.1%，本科在读人数下降10.2%，而Common App中国籍本科新生申请者在2024/25申请季曾出现短暂回升。HOWDY此前在Admissions Trends栏目中的国际学生总量与高校在读规模分析以及中国Common App申请者研究，已经分别讨论过这些变化。与其把它们统称为中国赴美需求的升降，不如看到学位教育、科研访问和职业流动正在形成不同的市场轨迹。

2026年10月的联邦调查，则给这一过程增加了新的政策变量。过去，一所美国研究型大学接收国际学者，主要需要协调学术合作、资金、签证赞助和科研岗位安排。现在，部分高校还可能需要面对更严格的用工审查、资金记录核查以及围绕国际科研合作的政治压力。对于实验室负责人而言，邀请一名国际研究人员的决定可能需要承担更多行政和合规成本；对于外国学者而言，美国接收机构是否愿意持续开放访问机会，也可能成为与个人学术能力同样重要的现实因素。

这项调查最终会走向何处，目前还取决于政府能够提出什么证据、大学如何回应以及具体监管措施如何落地。但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美国大学面临的选择已经十分清晰：如果继续保持国际科研合作，就需要更明确地处理学术交流与实际科研劳动之间的关系；如果提高国际人员的进入门槛，则必须面对科研人才来源收窄、人员配置灵活性下降和国际合作机会减少的可能代价。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赴美访学也可能逐渐从一项主要取决于研究能力、合作邀请和经费支持的职业选择，变成需要更加仔细评估签证政策、接收机构风险与长期发展前景的决定。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科研资源和全球学术网络，但这些优势能否继续转化为对国际研究人才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

中美学术交流从来不只是大学之间的礼节性往来。它长期由学者的职业追求、科研机构的人才需求、公共与私人资金以及跨国合作网络共同推动。2026年的J-1调查之所以值得关注，正是因为它开始触及这套机制背后的实际利益安排。

未来受到影响的，可能不仅是谁能够获得一张J-1签证，更是美国高校是否仍愿意、也仍能够以现有方式组织跨国科研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