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中国学生赴美流动发生了什么？

核心结论

Open Doors数据显示，2019/20至2024/25学年，中国本科生人数下降47.0%，研究生下降12.3%。
2024财政年度向中国大陆公民签发的F-1签证比2019财政年度少21.9%，但比2022财政年度增加33.5%。
2024年中国公民活跃F/M SEVIS记录比2019年少30.5%，但2022至2024年间仅增加1.6%。
中国K-12学生SEVIS记录从2018年的42,122条降至2024年的14,515条，降幅为65.5%。
三套数据共同说明的是学生群体和统计指标之间的分化，而不是统一恢复速度、单一原因或可以合并计算的市场总量。

数据概览

本文使用三套官方或政府支持的统计系统。Open Doors描述一个学年内由美国高校报告的国际学生；美国国务院数据记录联邦财政年度内的签证签发事件；SEVIS报告记录日历年内活跃的F/M行政记录。

三套数据的时间口径只有部分重合。并列观察可以判断不同信号是同向还是分化，但不能把它们当成同一批学生的连续追踪，也不能合并为一个市场总量。

来源	时间口径	统计对象与单位	本文使用的最新数据
IIE Open Doors	学年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学生及OPT类别	2024/25学年265,919人
美国国务院	财政年度	向中国大陆公民签发的F-1签证	2024财政年度82,654份
ICE/SEVP SEVIS	日历年	与中国公民相关联的活跃F/M记录	2024年329,541条
ICE/SEVP K-12	日历年	中国K-12学生活跃F/M记录	2024年14,515条

方法说明：Open Doors在疫情期间曾临时纳入部分人在美国境外、通过美国高校在线学习的学生，之后恢复疫情前定义；美国国务院从2019财政年度报告开始调整计数方法；SEVIS记录也不一定等于唯一学生人数。本文所有变化率均在同一来源和同一统计定义内部计算。

图表

本科人数下降明显快于研究生

2015/16至2024/25学年中国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学历层次变化 — 按学年统计的高校国际学生及OPT类别。来源：IIE Open Doors；分析：浩迪国际教育观察。

Open Doors报告的中国学生总人数从2019/20学年的372,532人降至2024/25学年的265,919人，下降28.6%。本科生从148,160人降至78,583人，下降47.0%；研究生从137,096人降至120,229人，下降12.3%。

研究生在总人数中的权重因此提高，但绝对人数并未回到此前水平。OPT在2024/25学年为61,981人，低于2019/20学年的71,380人，但高于2021/22学年的低点。占比提高与绝对增长不能混为一谈。

F-1签发量在2022财政年度后部分回升

2015至2024财政年度向中国大陆公民签发的F-1签证 — 按联邦财政年度统计的签证签发量，图中标注2019财政年度计数方法调整。来源：美国国务院；分析：浩迪国际教育观察。

2019财政年度向中国大陆公民签发105,775份F-1签证，2022财政年度为61,894份，2024财政年度回升至82,654份。2022至2024财政年度增加33.5%，但2024财政年度仍比2019年低21.9%。

更准确的说法是签发量在本序列内部分回升。这不能证明申请、实际入境或高校入学也按相同比例恢复。签证签发是一项行政事件，部分学生也可能使用此前签发且仍然有效的签证入学。

SEVIS活跃F/M记录在2022年后总体趋稳

2017至2024年与中国公民相关联的活跃F/M SEVIS记录 — 按日历年统计的活跃记录，不一定等于唯一学生人数。来源：ICE/SEVP；分析：浩迪国际教育观察。

与中国公民相关联的活跃F/M记录从2019年的474,497条降至2024年的329,541条，下降30.5%。但2022年为324,196条，2024年为329,541条，两年仅增加1.6%。

这可以支持一个范围很窄的判断：这项行政记录在2022至2024年间趋于稳定。它不能证明高校在读人数、新生需求或所有教育阶段都在同期企稳。

K-12阶段仍远低于此前规模

2018至2024年中国K-12学生活跃SEVIS记录 — 按日历年统计的K-12活跃F/M记录。来源：ICE/SEVP；分析：浩迪国际教育观察。

中国K-12学生SEVIS记录从2018年的42,122条降至2024年的14,515条，下降65.5%。2022年降至13,565条，随后两年累计增加7.0%，但2024年规模仍只有2018年的约三分之一。

K-12应作为独立市场观察。这组记录不能证明高收入家庭整体退出、低龄留学已经消失，也不能直接推断未来美国本科阶段会按相同比例变化。

变化是什么

高等教育总量下降主要集中在本科阶段

Open Doors序列显示，2019/20学年后的变化并没有平均分布在各学历层次。本科生降幅按百分比计算接近研究生的四倍。到2024/25学年，研究生已经成为中国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最大类别。

招收本科生的院校与招收职业型硕士或博士生的院校，面对的并不是同一个中国市场。只看全国总人数，会把这一差异掩盖掉。

2022年后的方向取决于观察哪项指标

2022至2024财政年度，F-1签发量明显增加；2022至2024日历年，活跃F/M记录基本持平；Open Doors中的不同在读类别则没有全部恢复增长。这些结果并不矛盾，因为它们描述的是不同阶段、人群和时间窗口。

现有证据既不足以证明整个市场已经恢复，也不适合继续把所有年份概括为同速下降。更准确的描述是：一项流量指标部分回升，一项行政存量指标低位趋稳，而部分重要在读群体仍然偏弱。

较早教育阶段的收缩最明显

K-12是本文比较中降幅最大的细分群体，本科生的降幅也明显大于研究生。这说明分析中国学生市场时必须区分教育阶段，但行政数据并不包含家庭收入、风险判断、目的地偏好或留学投资回报预期，不能据此锁定单一家庭原因。

为什么重要

‘中国学生市场是否下降’这个问题过于宽泛。对院校真正有用的问题应当是：与本校学历层次、专业、价格和毕业后路径相匹配的那一类中国学生是否发生了变化？

区分存量与流量同样重要。签证增加可能先于后续入学，也可能受到时间安排和行政处理影响。活跃记录稳定，也可能与在读生占比提高同时发生，而新生仍然偏弱。

任何一套全国数据都不能定位某所院校自己的招生问题。院校仍需在项目层面打通咨询、申请、录取、押金、I-20签发、签证结果和实际到校数据。

对学生的影响

全国人数下降，不等于某所学校或某个专业会自动更容易录取。总量变化无法说明申请者集中度，也无法替代对项目容量、资助、录取标准和申请者背景的判断。

学生还需要区分院校招生与签证行政。F-1签发量回升不能保证个人签证结果；全国在读人数下降，也不能直接说明当年所有项目的竞争程度。申请决策仍应建立在当前项目要求、费用、学术匹配、资助、毕业结果和官方签证指引之上。

对于考虑K-12或本科的家庭，全国规模收缩可以帮助理解市场背景，但不能替代对具体学校的学生保护、住宿、升学衔接、咨询支持和总成本的核查。

对院校的启示

按照教育阶段和项目细分中国招生。本科、研究生、K-12和OPT相关人群不应共用一个规模假设或同一套信息表达。
把签证数据作为运营信号，而不是入学人数替代指标。I-20签发、预约时间、签证结果、延期和实际到校需要分别追踪。
区分结构占比与绝对增长。研究生或OPT占比提高，可能来自其他类别下降更快，并不等于该类别已经扩张。
重新建立2020年后的基线。当不同数据序列呈现不同走势、统计条件也发生变化时，疫情前的咨询量和入学量不宜单独作为当前目标。
回到院校自己的招生漏斗。全国统计无法判断一个项目的问题究竟出在认知、完整申请、录取、价格、签证时间还是最终转化。

这些数据支持的是更精细的招生策略，而不是简单退出中国市场。Open Doors在2024/25学年仍统计到265,919名中国学生及OPT参与者，但具体机会越来越取决于院校的项目组合、价格、学生支持和可信的毕业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