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总量下降，两所美国公立大学为何走出不同轨迹？

迈阿密大学的中国生源收缩开始得比2020年更早。校方历史数据显示，2018年秋季，来自中国的在校学生共有2,682人，2019年已降至2,334人。此后人数逐年减少：2020年为1,643人，2021年为1,122人，2022年为807人，2023年为548人，到2024年仅剩357人。这说明，该校中国学生规模的收缩在新冠疫情前就已出现，并在随后数年持续扩大。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则经历了另一条路径。2019年，该校有3,549名中国国籍在校学生，2020年小幅下降至3,422人，2021年回升至3,881人，2022年达到4,358人的阶段性高点。此后人数开始回落，2023年为4,254人，2024年为4,046人。该校并非在这一时期持续增长，而是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只是2024年仍高于2019年的起点。

2025年的最新校方数据进一步显示，两所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都在继续减少：迈阿密大学降至214人，密歇根大学降至3,641人。后者虽然仍略高于2019年的水平，但已明显低于2022年的峰值。由此可见，两所大学并非简单地分别代表中国招生市场中的“衰退者”和“增长者”，而是在不同阶段经历了幅度与节奏不同的变化。

理解这种差异，不能只看中国学生人数，还需要考察他们在各校整体国际学生群体中的位置。

2019年，迈阿密大学共有2,895名国际在校学生，其中中国来源学生为2,334人，占80.6%。当时，中国学生构成了该校国际学生群体的绝大部分。到2024年，学校国际学生总人数降至871人，其中中国学生357人，占比下降至41.0%。

2019年至2024年，迈阿密大学国际学生总人数减少2,024人，其中中国学生减少1,977人，占总降幅的约97.7%。从人数构成来看，该校国际学生规模的收缩几乎全部集中在中国来源学生这一部分。这也揭示了高度依赖单一来源国的招生结构可能面临的风险：当原有的主要生源群体持续缩小时，即使其他国家学生人数保持稳定，也难以抵消整体规模的下降。

密歇根大学的情况则明显不同。2019年，安娜堡校区共有7,255名国际在校学生，其中中国学生3,549人，占48.9%。到2024年，全部国际学生增至8,635人，其中中国学生4,046人，占46.9%。在这五年间，中国学生增加497人，其他国际学生合计增加883人。因此，尽管中国学生的绝对人数增加，他们在该校国际学生群体中的占比反而略有下降。

两所大学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中国学生在各自国际生源中的占比都下降了，但中国学生人数的变化方向却不同。迈阿密大学的中国学生减少伴随着整体国际学生规模大幅收缩，而密歇根大学在中国学生人数增加的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学生的在校人数增长更多。由此可见，中国生源占比的变化，不仅取决于中国学生人数本身，也受到其他国际生源变化的影响。

对美国高校而言，这种结构分析比简单比较中国学生人数的增减更有价值。一个高度依赖单一国家生源的国际招生体系，可能对该市场的变化更加敏感；而拥有多个重要来源市场的大学，则可能通过不同国家学生人数的变化形成不同的整体结果。不过，国别结构仍然只是理解院校差异的一个层面。两所大学在学历层次和教育供给上的区别，同样值得关注。

2019年，迈阿密大学Oxford主校区有2,060名国际本科生、275名国际研究生，以及107名语言项目学生，本科生占该校区国际学生的约84%。同期，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约有2,300名国际本科生、约4,800名研究生及专业学位学生，另有少量非学位及其他类别学生。研究生及专业学位学生构成了该校国际学生群体的主体。

虽然两所学校都属于公立大学，但它们的国际教育结构显然不同：迈阿密大学Oxford校区当时以国际本科生为主，而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则拥有规模更大的国际研究生群体。这一差异与中国赴美留学市场近年来的学历结构变化形成了值得研究的联系。

Open Doors数据显示，2019/20至2024/25学年，中国赴美本科生人数减少约47%，研究生人数的降幅则明显较小。对于国际生源主要集中于本科教育的大学，中国本科市场的持续收缩可能带来更显著的规模压力；而对研究生教育占据较大比重的研究型大学，本科与研究生群体不同的变化趋势，则可能使总体人数呈现另一种轨迹。需要注意，两校上述学历结构数据涵盖全部国籍的国际学生，因此它们揭示的是各校的教育供给结构，而不是中国学生人数变化的直接分解。

学历结构也往往与学生的择校需求相联系。中国家庭为本科教育作出的选择，可能更加重视学校声誉、整体教育环境和长期发展机会；硕士申请者可能更关注专业训练和职业回报；研究型博士申请者则可能同时考虑研究方向、导师及资金支持。2024年发表于《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所调查的中国国际高中学生群体中，美国大学的排名、声誉及地理位置与最终择校选择存在显著关联，而学费在模型中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研究同时发现，是否获得资助与最终择校呈正向关联，但获得资助的案例较少，且缺少具体金额数据。这说明，对于研究涉及的中国本科申请者，学校声誉、地理位置及资助条件都可能影响最终选择。

由此来看，两所大学面对的中国学生市场，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的细分定位。学校的学术声誉、专业供给、学历结构以及学生所追求的教育目标，共同影响一所大学能够吸引哪些中国申请者。即使中国赴美留学总体市场持续收缩，不同类型的项目和院校也未必受到相同程度的影响。相比简单地按照公立或私立大学分类，理解学校实际服务的学生群体及其需求，可能更有助于解释在校人数走势的差异。

两所大学的案例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析层面：我们比较的是每年秋季的中国在校学生人数，而不是当年中国申请者、新录取学生或首次入学学生的人数。

一所大学某年的在校生规模，是不同年份进入学校、目前仍在就读的多个学生群体共同形成的结果。新生持续进入，毕业生和其他离校学生不断退出，两者之间的变化决定了最终人数。对于以四年制本科教育为主的国际生源结构而言，如果此前较大规模的中国本科生陆续毕业，而后续新生人数不足以完全补充，即使某个申请季没有出现突然的招生变化，学校的中国在校人数仍然可能持续下降。研究生项目由于学制、培养方式及入学安排不同，也可能形成另一种人数变化过程。

这为理解迈阿密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提供了另一条解释线索。两校既有中国学生群体的规模、学历层次和在校周期可能不同，新生补充的节奏也可能不同。因此，某一年中国在校人数的变化，实际上是此前多个招生周期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反映当年的申请热度或大学的市场吸引力。

院校声誉、专业优势、学费、奖学金、校园环境和职业机会同样可能影响学生最终选择哪所学校，但这些因素主要通过申请、录取接受和新生入学等环节发挥作用。如果一所大学的中国申请人数持续减少，即使录取后的入学比例保持稳定，其新生人数仍可能下降；如果申请和录取人数保持稳定，但更多学生最终选择其他院校，结果也可能是新生减少。这两种变化都可能在随后几年反映为在校人数下降，却意味着不同的招生问题。

因此，大学判断自身在中国市场的招生表现，需要把在校人数、首次入学人数、申请规模及录取后的入学情况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区分本科、硕士与博士等群体。对于原本高度集中于某个国家或学历层次的高校，既有学生的毕业和离校可能对总体人数产生较大影响；对于国际学生结构更加多元的大学，则需要分别观察不同群体的变化，才能理解总体规模如何形成。

迈阿密大学与密歇根大学的比较所揭示的，不是谁在中国留学生市场中赢得了竞争，而是全国市场变化如何通过不同的院校生源结构和学生群体更替，呈现为不同的校园人数轨迹。

对希望维持或扩大中国招生的美国高校而言，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学校目前服务的中国学生市场由哪些群体构成，这些群体的需求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以及学校的教育供给能否继续吸引与其培养目标相匹配的学生。